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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书大来头(四)

京华网 2017-03-20 14:06
1917年中医防疫在大同获得成功。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,当河北廊坊再次出现疫情时,中医防疫队义不容辞再次出发。 除了参加过大同防疫的杨浩如、陈伯雅、陈企董、孔伯华,上一次留守京城的张菊人也加入了廊坊防疫的队伍。 参与大同、廊坊防疫的中医名家,左起

  1917年中医防疫在大同获得成功。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,当河北廊坊再次出现疫情时,中医防疫队义不容辞再次出发。

  除了参加过大同防疫的杨浩如、陈伯雅、陈企董、孔伯华,上一次留守京城的张菊人也加入了廊坊防疫的队伍。

小书大来头(四)

  参与大同、廊坊防疫的中医名家,左起依次为杨浩如、孔伯华、陈企董、陈伯雅、张菊人。

  以上这几位名医中,杨浩如当时任外城官医院(宣武中医院前身)院长,是早期的“京城四大名医”之一;张菊人建国后曾担任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;孔伯华后来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,是后期“京城四大名医”之一;而陈伯雅不幸在这次防疫工作中献身。

  中医名家马龙伯在《先师孔伯华先生》一文中提到了此次廊坊防疫——

  “次年夏秋之交,廊坊一带,虎疫(即霍乱)又起。……当时疫情猖撅,有病数日转筋而死者,有朝病而夕死者,几乎家家有僵尸之痛,室室有号泣之哀。”

  孔伯华先生本人也写道:“本地有‘今夕聚首言欢,明朝人鬼异域’之谣,真令人不寒而栗。”

  防疫队一行到达廊坊后驻扎在学校里,并传出消息,等待患者就诊。但奇怪的是,虽然疫情已经非常严重,但在起初的几天里,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就诊。

  原来大家都不相信医生,反倒更相信菩萨,宁愿在家求神拜佛。

  事不宜迟。防疫队当即决定,由陈伯雅在学校里留守,其他人则沿街挨家挨户走访,边治疗,边宣传。

  疗效就是最好的宣传。几天过后,当地百姓看到防疫队治疗确实有效,态度马上发生了180度大转弯。防疫队每到一处,当地都“相率欢迎,竞相求治。因此全活甚多。”。

  与此同时,在学校里独自留守的陈伯雅也迎来大批求治者,以致“应接不暇”。由于工作量巨大劳力劳心,再加上年龄较大,陈伯雅在廊坊防疫结束后不久后便即辞世,让众位同仁嗟叹不已。

  总的来说,大同、廊坊两次疫情中,中医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。因此,防疫会会长江朝宗事后建议将治疫经验著述成书,“君皆名下士也,曷各出其卓学杰识,著成不易之书,以为后来防治准绳乎?”

  于是就有了这本有两位国家元首题序的《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》。

小书大来头(四)

线装本《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》

  廊坊疫情以霍乱为主。但在治疗霍乱的过程中,孔伯华发现同时还有痢疾流行,于是把治疗经验总结为《赤痢证治》一书,后来编入再版的《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》。

  孔伯华在书中特别提到,西医至今仍对痢疾缺乏有效手段,但中医在数千年前便已有针对治法。“观丁氏福保赤痢原文,所论赤痢之病状暨原因,与中国方书所谓痢疾相符,但轻重混合,未能分晰。虽谓之为一种原虫寄生于腹,流行传染,害人生命,然又自谓医者之意见尚未一定,而隔离看护则同于瘟疫,且食以肉汁、鸡卵、乳汁、酒类,百人中死七十人之多。亦云惨矣。是病中国数千年前,已经发明其治法,迄今而大备,治愈者多,而死者少。”

  《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》提到的“传染病八种”,其实并不是中医的分类,而是借鉴了日本相关规定中八种急性传染病的说法。

  曹元森在本书自序中说,“(民国政府)内务部即以日本法律所指定之百斯笃、虎列拉、肠窒扶斯、发疹窒扶斯、猩红热、赤痢、天然痘、实夫的里八种之传染病,列为防疫之必要。”

  这八种传染病译名,分别对应鼠疫、霍乱、白喉、癍疹、猩红热、痢疾、天花、伤寒。曹元森表示,当时日欧诸国对这些疾病缺乏了解,“但知传染之速,而不知病证之缘由……故列此八种之名,以为行防无治而已。”

  曹元森同时表示,“中国之于八种精于医理者,皆以为有恃无恐者也。惟日欧各国,最畏此八种,谓之急性传染病,不及治,亦不能治。凡遇此证,惟听其死,或速其死,以为消洱之计而已。中国人士熟不加察,凡外人之所畏者亦畏之,外人之认为不治者亦不治之……卑有病此八种之一者,生则隔离,死则消毒,以免传染。其用心固可谓爱民,而其实则不啻害民也。”

  大致意思就是说,外国人认为这些急性传染病都来不及治,也没办法治。中国人没有仔细研究,只要是外国人认为治不了,中国人也以为治不了,所以干脆就不治。一旦有人生了这八种病之一,活人要隔离,死人要消毒。看上去是爱民,其实是在害民。

  这本小书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。其实原来只准备写一期,没想到东拉西扯写了这么多,算是向各位前辈致敬。医者仁心,名不虚传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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